1958年8月，天津和平区沈阳道，毛泽东走进正阳春鸭子楼时，谁也没料到，一顿普通午饭会变成一场持续数小时的“围困”。楼下人群越聚越多，警卫人员几次设法疏通，始终难以打开通道。多年后，李银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，打仗时都没遇到过这样的场面，差点成了天津人民的“俘虏”。 这件小事，恰好折射出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时一贯的作风：愿意接近群众，也愿意把行程安排得更贴近实际。他不满足于听汇报、看材料，常常临时改变计划，走进工厂、学校、饭馆和田间，直接询问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。 天津距北京不远，铁路交通便利，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经常到访的城市。毛泽东多次来天津，关注的并不只是工业和港口，也包括农村生产、教育事业以及城市建设。对于这座北方重要工商业城市，他看得很具体。 1954年4月，毛泽东乘专列抵达天津。深夜入住天津市委大院后，他发现房间里的床铺过于柔软，便叫来卫士孙勇，把褥子和床单铺到地板上。孙勇觉得不妥，想临时更换硬床，毛泽东却说：“大半夜了，别兴师动众。” 这件事直到第二天才被天津方面知道。市委负责人黄敬颇为不安，担心接待安排不周。毛泽东反倒摆摆手，说地铺睡得舒服。话说得轻松，既免去了旁人的拘束，也让身边工作人员感到，他对生活条件确实没有过多要求。 有意思的是，这次天津之行还延伸到了山海关和北戴河。4月21日，毛泽东到老龙头察看长城起点，又到秦皇岛港和玻璃厂了解情况。谈到山海关的地理位置时，他联系东北解放后的军事行动，讲起关内外交通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。 他提到，山东百姓闯关东，既有灾荒和生计所迫，也与东北地广人稀、距离较近有关。这样的谈话没有照本宣科，而是把地理、历史、战争和民生放在一起分析。随行人员原本只是参观长城，听完后，对“闯关东”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。 抵达北戴河后，毛泽东又临时提出要看日出。李银桥考虑到他此前受了风寒，劝他不要早起，毛泽东却回答：“难得有这个机会。”凌晨4点50分左右，杨尚昆、罗瑞卿、叶子龙、李银桥等人带着马灯、手电筒和雨衣，沿着山沟小路登上望海亭。 那时北戴河后山尚未修好道路，天色昏暗，山路湿滑。到了山顶，大家找石墩坐下，等待海上日出。东方出现霞光后，红日一点点升起。毛泽东分烟给身边人，还笑着问大家，早起看日出是不是值得。没人说不值。 相比1954年的简朴插曲，1958年的天津行程更能看出他对“实情”的重视。新立村曾有人介绍所谓亩产十万斤，甚至用水稻照明、鼓风等办法证明增产。毛泽东听后没有顺着夸张说法表示赞同，而是根据种田经验提出质疑：“亩产十万斤？堆也堆不起来。” 他还提醒在场的人，不能靠夸大数字办事情。对于农村建设中确有成效的部分，他并未一概否定，但对脱离实际的宣传保持警惕。这种态度，在当时“大跃进”时期尤其值得注意。 离开农村后，毛泽东前往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，参观校办工厂，与师生、工人交谈。由于师生听说毛泽东到来，纷纷聚拢到工厂周围，出口很快被堵住。警卫人员只好调来一辆华沙牌小轿车，设法让他从拥挤处离开。 车身狭小，毛泽东身材高大，坐进去并不宽裕。李银桥等人只能在一旁协助，几个人一起“挤”进车内。类似情形并非第一次发生，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责怪群众，反而继续向周围人群招手。 中午，他提出到饭馆吃饭，天津方面安排到正阳春鸭子楼。入店后，他没有立即上楼，而是先到厨房与师傅们交谈，询问休息时间和工资收入。一位师傅回答每月工资六七十元，生活还过得去。毛泽东听完后，才回到餐桌旁用餐。 饭后，他站到窗边活动，偶然与对面楼里晾衣服的妇女对上了视线。对方认出毛泽东，惊喜地喊了一声：“毛主席！”这一声传开，街上的人很快围了过来。 从中午到下午，正阳春鸭子楼外人群始终没有散去。毛泽东多次打开窗户向群众挥手，并喊道：“人民万岁！”警卫人员几次劝大家让开道路，现场却越聚越满。有人担心发生拥挤，更多人只是想亲眼看一眼毛泽东。 最后，天津警备区调来小轿车，并组织人员缓慢开道。毛泽东在警卫人员护送下离开饭馆，又一次坐进那辆并不宽敞的华沙轿车。途中，他还拿此前在武汉游览黄鹤楼时被群众围住的经历打趣。李银桥则说，这回围得更久，真像被天津人民“俘虏”了。 第二天清扫街道时，工作人员发现遗落的鞋帽、钢笔和手表，装了“七筐半”。在那个年代，手表是很贵重的物品。李银桥把情况告诉毛泽东，他关心的却不是群众留下了多少东西，而是立即问：“有人挤伤吗？”听说没有，他才放下心来，并提醒大家，丢掉手表实在可惜。 1959年，毛泽东又多次经过或到访天津，视察武清县豆张庄大队、杨庄子管理区和杨柳青农场等地。1960年5月1日，他途经天津时临时决定参加海河广场的庆祝活动。临时搭起的木制台子并不牢靠，陪同人员担心安全，他却说：“不要紧，以后搭结实就行了。” 此后，毛泽东在1961年、1962年、1964年、1965年、1969年和1970年仍曾到过天津。1970年